[摘要]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会议发布了《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报告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全面对中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298个）进行了量化评价。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会议发布了《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报告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全面对中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298个）进行了量化评价。
报告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梳理和探讨了中国大都市圈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按照报告，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综合排名，北京、上海、深圳分别列前三位，广州、天津、杭州、重庆、成都、南京、武汉则位居第4位到第10位。其中，深圳、三亚、海口位列环境大项排名前三位，北京、上海、广州位列社会大项排名前三位，上海、北京和深圳位列经济大项排名前三位。
“综合考察各项指标，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各项功能高度向大城市集中的倾向，城市的两极分化非常明显”，“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专家组组长、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在报告解读时指出。
按照GDP规模，排名前30位城市的GDP占比达到42.5%；按主板上市企业数量，排名前30位城市的占比高达69.7%，其中排名前三位城市的占比达39.6%；按照制造业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货物出口占比高达74.9%；按机场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的旅客吞吐量高达81.3%；按集装箱港口便利性，排名前30位城市的集装箱吞吐量高达97.8%。按高等教育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211&985大学数量占比高达92.8%；按医疗辐射力，排名前30位城市的三甲医院数量占比约为50.2%。
报告引入人口密集地区（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的概念，分析中国城市的发展品质。报告将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的地区定义为人口密集地区（DID），并将DID人口与主要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DID人口与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品质高度相关。
对此，周牧之指出：“中国在城市治理上过于强调人口规模和密度给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带来的压力，缺乏对高密度人口是城市发展活力重要基础的认知。未来必须提升城市治理的智力，通过提高DID的质量和规模，提升城市的发展活力和品质”。
“21世纪后，推动中国经济真正大发展的两大原动力分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国际贸易；另一个是城镇化”，周牧之指出。
报告对2000年至2016年间中国城镇化的关键指标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其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了约3.3倍、城市市区面积增长了约1.8倍，但DID人口只增长了约20%。“由此可见，土地城镇化远超人口城镇化”，周牧之解读。
同时，在此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40%，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30%。但是人均能耗却大幅上升，例如人均电力消耗量增长了约3.3倍，结果导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幅度升高约2.1倍。“因此，中国亟待提升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品质”，周牧之指出。
曾出任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在书面寄语中谈到，就像人的健康程度需要有许多重要指标来描述一样，城市这个“大身体”也应该用指标来衡量，如果只是很简单的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做一些考虑，就去制定城市发展的规划，显然是有些粗糙、有点武断了。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督促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目标，提高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对此，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认为，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未来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动力三大变革。
“可以考虑制定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来引导各个城市争先创优。”杨伟民认为，城市的分化有些是受温度、地理等自然因素影响，有些是因为改革的分化，各地改革进程不一样。制定高质量发展体系要有实在性，包括产业的协同性、新兴动能、营商环境、科技趋势、政府职能转变等软环境指标。
“如果不把城市面积和人口放进去看，单一的GDP指标意义就不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说，光说一个指标没关系，但指标会变成目标，目标又变成努力方向。比如说万亿俱乐部，这个指标就有很大的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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